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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的主食來源也比較多，農作物的種類齊全，例如小米、黃米、水稻、小麥等等，而且對這些農作物的加工方式也是多種多樣。
粥、炒面、炒米在當時已經不是新鮮的吃法，其中煮粥是當時人們最喜歡的制作方式，在《熙寧使虜圖抄》中記載：“遼人除食肉外，間啖麥粥，遼人亦食乳粥。”在遼史中也記載了遼軍在出征時每人會炒一斗米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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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遼代中后期，遼人糧谷食物的制作技術經不斷改進和提高，食品種類已大大豐富起來。他們不僅開始制作和食用饅頭、煎餅、糕、水飯、干飯等，還能制作出美味可口的酥乳餅、餌餅(帶餡糕點)食品。此外，他們還特別喜歡煮制、食用黏性食物，如糯米飯等，遼人食面，不僅能蒸饅頭，有時還將面團攆成薄片做成其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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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人嗜肉，尤其是契丹族人。其肉類食品的原料來源亦十分豐富。一是取自于他們牧養的各類家畜，如羊、牛、馬、豬、駝等。二是源于獵捕的各類走獸、飛禽等，如鹿、天鵝、貔貍、野馬、野羊、野兔、野鴨、堆、野燕等。三是撈捕自水里的魚、蟹等。遼人食肉經歷了一個由生食到熟食、由簡單宰殺飽腹到制作各種肉食佳肴的過程。不論貴族還是平民，最常見的食肉方式是煮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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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人所食之干、鮮瓜果品類已經很多。根據文獻記載，主要有西瓜、合歡瓜、梨(山梨、楞梨、棠梨、壓沙梨)、海棠果、棗、杏、桃、李(郁李子)、柿、櫻桃、石榴、葡萄、榛子、胡桃(核桃)、松實等。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遼張文藻墓內，也發現了保存完好的栗子、梨子、葡萄、棗子等果品實物。瓜果大多為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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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人食用的青菜有于園圃中種植的蔬菜和于田野中采摘的野菜。契丹之初，尚不知種植蔬菜，只采食野菜。如，“鐵角草，采取陰干，投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展如生。”后來受中原飲食文化的影響，他們學會了培育種植蔬菜，并成為主要副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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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人很早以前就掌握了釀酒技術。遼人的釀酒業分官釀和私釀兩種。契丹貴族們為了滿足他們自己飲用酒的需要，在皇都上京城專門建造了釀酒的工場——曲院(官釀)。除了官釀的“曲院”外，還有民間釀酒的小作坊——酒家(私釀)。遼代東京道盛產糧谷，為大量釀酒提供了物質條件。至圣、興二宗執政時期，東京地區的釀酒業因糧食的增多又有新的發展。除用糧谷釀制的酒外，契丹人還能釀造—種頗具民族風味的“乳酒’，就是用牲畜的乳汁發酵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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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遼地不產茶，遼人飲用之茶全部來自中原或其他地方，是通過貿易、禮贈或貢納而獲得的。遼人飲用之茶主要有餅茶(茶磚)和散茶兩種。餅茶又稱“團茶”，比較貴重。張舜民《畫堤錄》云:“有貴公于使遼，廣貯團茶。自爾遼人非團茶不貴也，常以二團易蕃羅一匹。”這種“團茶”只有契丹貴族才能享用，普通平民只能飲散荼。此外，契丹人還喜歡飲一種乳茶，以鹽與牛乳和茶共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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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遼代的飲食文化，不得不提到北方的游牧民族，最早的契丹族便是游牧民族發展而來的。其在公元907年建立政權，在當時北方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經過后期的發展，耶律阿保機作為當時的首領建立了契丹國，改國號為遼。由于其自然環境及其地理位置的原因，遼代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游牧式生活和生產方式。在飲食方面不但擁有獨特的民族飲食文化也擁有后期不同文化交流造就的飲食文化相融合的特性，在中國飲食文化的歷史長河中極具有代表性。
宋朝大臣路振在公元1008年時作為使者前往契丹便撰寫了《乘軺錄》，詳細地記錄了在契丹參加遼筵席的過程和場景。文中記述的“以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侑宴，文木器盛虜食，先薦駱糜，用杓而啖焉。熊、羊、豚、雉、兔之肉為濡肉，牛、鹿、雁、鶩、熊、貉之肉為臘肉，割之令方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雛衣鮮潔衣，持蛻巾，執刀匕，遍割諸肉，以啖漢使。”文中提到的駱糜就是駱駝肉做成的肉羹，濡肉就是指將新鮮的肉放在白水里煮熟的肉塊，臘肉就是將肉進行腌曬做成的肉干。一次宴席上記載著如此豐富多樣的肉制食品，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遼代飲食不但種類豐富，制作方法也是多種多樣。
在畜肉中，豬肉的蛋白質含量最低，脂肪含量最高。瘦豬肉含蛋白質較高，每100克可含高達29克的蛋白質，含脂肪6克。經煮燉后，豬肉的脂肪含量還會降低。豬肉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可以使身體感到更有力氣。豬肉還能提供人體必需的脂肪酸。豬肉性味甘成，滋陰潤燥，可提供血紅素（有機鐵）和促進鐵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鐵性貧血。豬排滋陰，豬肚補虛損、健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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